消失的张百顺们和冬日街头的烤地瓜

小区沿街的店面装修了许久，今天终于开业，竟是卖烤地瓜的。新装的店面干净整洁，出于好奇，才走了进来。

靠墙几张桌子，铺着干净的红白格桌布，另一边的柜台，摆着银灿灿的许多烤箱，地瓜们像是坐着摩天轮，在烤箱里打转，时不时的滴下金黄的地瓜油。

店主是个中年女人，穿张雪白的大褂，带着口罩，像这家店面一样，干净体面。

烤好的地瓜们，透着诱人的色泽。在这里，地瓜似乎变了身份，高贵了起来。片状的，条状的，串成串的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包装——锡纸、纸袋、纸桶，倒也琳琅满目。

可这并不是信哥记忆中的烤地瓜，这种地瓜，或许更该有一个体面的名字叫番薯，而信哥记忆中的烤地瓜，是在寒冷冬日的街头，由一支半人高、被棉被层层包裹的铁炉烤出来的。

在哈着白气的冬日，街头巷尾悄然出现许多卖烤红薯的摊子，高大的柴油桶改装成烤炉，用三轮车推着，炉子里生着旺旺的柴火，桶口四周排着一圈烤熟的地瓜，上面盖着棉布。

卖烤红薯的人，身上穿件厚厚的军大衣，笼着手安安静静地靠着炉桶打起盹儿，当你问道“地瓜多少钱”，他会答你两块四，你再说“挑个热乎儿的”，他就要从炉子里头给你翻找个烤的黄澄澄的地瓜。

称地瓜往往靠的是传统的手秤，付了钱，就从他长着冻疮的手里接过这刚出炉的烤地瓜，热气腾腾衬着旧纸，不停地翻着倒手，然后撕开红薯皮，低头开吃。

在老北平，烤红薯不仅有车推的，还有担挑的，当然，也可以叫烤白薯。汪曾祺在写老舍之死的《八月骄阳》开头即说：

“张百顺年轻时拉过洋车，后来卖了多年烤白薯。德胜门豁口内外没有吃过张百顺的烤白薯的人不多。后来取缔了小商小贩，许多做小买卖的都改了行，张百顺托人谋了个事由儿，到太平湖公园来看门。一晃，十来年了。”

烤红薯可是“北京吃儿的代表作”了——烤肉烤鸭烤白薯，汪曾祺曾在《贴秋膘》中把这三烤并列，同坐凌烟阁了。

我父亲的故乡也烤红薯，不过是就地在烧饭前，把红薯扔进灶膛里，盖上草灰，等着饭毕晚上或第二天早上吃。

谢冰莹也曾在《故乡的烤红薯》中，回忆童年时下雪天在湖南与哥哥们围炉烤红薯的场景，“每到冬天，我便要回忆在故乡那种围炉烤红薯的快乐。”那是童年的记忆，也是对于故乡和亲情的美好回忆。

不知道何时起，不知不觉中，曾经走街串巷随处可见的烤红薯摊不见了踪影，城里的街道整洁了许多，烤红薯的小摊走进了店面、走进了商场，可曾经香飘街头的红薯味却永远也飘不上街头了。

我却再也没有吃过。

“如今呢，胡尘涨宇，面目全非，这些小贩，还能保存一二与否，恐怕在不可知之数了。但愿我的回忆不是永远地成为回忆！”梁实秋曾在《北平的零食小贩》结尾时慨叹过。不幸而言中。

而汪曾祺笔下的拉过洋车卖了多年烤白薯的张百顺，在新社会托人谋了个看门的差事，这是他的幸运。但烤红薯，再也不能成为冬日街头上的代表作了。

美味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不见，但海信冰箱会一直将食物保鲜进行到底，为您保存记忆中的那个味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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